欧宝体育,欧宝体育app,欧宝娱乐,欧宝体育官网,足球投注平台,电竞下注,注册送彩金,欧宝足球下注,欧宝篮球盘口,欧宝电竞投注,体育投注平台“大夏”之地，较为广泛地为中原人所知，见于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向汉武帝的报告中，其地望所在，在“大宛（费尔干纳盆地）东南二千余里、妫水（阿姆河）南”，即今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姆河上游两岸地区。“大夏”是张骞亲身访问的四个中亚大国之一，汉武帝曾对其表现出格外的兴趣，“数问骞大夏之属”，通乌孙、事西南夷皆由此而来。在张骞笔下，大夏是一个土著定居、城邑林立、民弱畏战的国度，是可以“招来而为外臣”的对象。不过，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张骞到达时期的大夏城郭仍不甚了解。在大夏考古发现的诸多城址中，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是发掘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了解情况最多的城址。根据发掘者的分期，阿伊·哈努姆的最后使用阶段与张骞到达的时间相差不多。本文拟结合阿伊·哈努姆的考古材料，尤其是其最后阶段的资料，对张骞时代大夏地区的历史状况进行初步考察。

　　在张骞的介绍中，大夏最为突出的自然地理特征是位于阿姆河即“妫水”之南。阿姆河是塑造中亚历史文化最重要的地理元素之一。在本文关注的上游地区，西天山与兴都库什山从北、东、南三面合围，中间是后来被称为“吐火罗斯坦”的盆地，[1]阿姆河大致呈东西走向从中穿过，其南北两侧的地理条件既存在一定差异，又有很大的相似性：阿姆河以北（右岸）排列着多条呈南北向延伸的西天山支脉，在这些山脉之间，分布着多条高山冰雪融水汇集而成的、注入阿姆河的上游支流，沿着这些河流形成了诸多低地河谷平原；而阿姆河以南（左岸）则属于卡拉库姆沙漠（Karakum Desert）的一部分，其南部的兴都库什山北麓诸支脉，缺乏足够长的南北纵深，因此在顺山而下、向北流淌的河流中，只有最东侧的昆都士河与阿姆河衔接，其西边的巴尔赫（Balkh）河、库尔姆（Khulm）河等都没有能够穿越卡拉库姆沙漠，只是在尾闾地带形成一个个冲积扇绿洲。因此，阿姆河两侧都分布着一些宜于定居、发展灌溉农业的地理单元，即北侧的河谷平原和南侧的沙漠绿洲，但面积都不大，且彼此分离、不能够连接成片（图一）。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地理条件上的相似性，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阿姆河南北两侧被划入一个文化地理单元。巴尔赫河下游坐落着这一地区面积最大的绿洲，自然成为了该区域的中心。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这里成为了古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敦铭文中记录了这个东方行省，称其为“Bāxtri”，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中亦可见到这个地点，其名称应即来自巴尔赫河。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这里。希腊人承袭了波斯人对这一地区的称呼，其希腊语形式即更为人所熟悉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在古典作家的笔下，阿姆河是巴克特里亚和其北部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分界线。若果真如此，则巴克特里亚与张骞所言“大夏”大致重合。然而，张骞曾提到大夏“往往城邑置小长”，斯特拉波（Strabo）亦曾将巴克特里亚称为“千城之地”，那么这一地区在当时应是城郭林立的局面，而根据考古发现，阿姆河北岸的城址数量非常多，甚至超过南岸。因而，学术界采用了一种较模糊的做法，认为西方史家在使用地名概念时，其范围并不准确，在将巴克特里亚指代“阿姆河以南”时，是指代该地首府所在即巴尔赫绿洲，而巴克特里亚的文化影响可以到达阿姆河北岸，索格底亚那也经常处于巴克特里亚政权控制之下，二者共同构成了中亚绿洲向草原世界过渡的缓冲地带。目前大多数学者是将索格底亚那和巴克特里亚的分界放在了希萨尔（Hissar）山德本特（Derbent）镇、玄奘所称“铁门关”之处。本文亦遵从这一通行做法，认为广义的大夏或巴克特里亚将阿姆河上游南北两侧均包含在内。[3]

　　据希腊古典作家记载，亚历山大及其东方继任者塞琉古一世、安条克一世在中亚修建了许多希腊化城市。研究者推测，后来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也延续了这一传统。据统计，希腊化君主在巴克特里亚所建城市中，有名可据者就可达19个。它们与推行希腊语、引入希腊货币体系、鼓励殖民等一起，均是向东方传播希腊化文化的重要手段。[4]

　　由于东西方史料的差异，学术界对于该地区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之后历史的认识存在一定争议。据斯特拉波记录，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游牧人群来自锡尔河北岸，分为四部，其中一部名为“吐火罗（Tochari）”。部分学者推测，从读音上看，“大夏”可能来自dat-hea，即“吐火罗”之名的对译，大夏可能是塞人建立的国家，即塞人灭亡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大夏，大夏又被西迁的大月氏击败臣服。[5]同时，另一派学者认为，斯特拉波所说四部塞人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与汉文史籍中记载的大月氏西击大夏为同一历史事件，只是东西方对该事件记录的侧重角度和完整程度存在差异，如或将大月氏等同于四部之一，或认为塞人并未完全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大月氏随后占领之。如是，则张骞所说的大夏就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杨巨平曾提出一个解释，认为汉文史书中在不同场合使用“大夏”一词的指代范围并不一致，大月氏占据的地域大约相当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之地，希腊化在该地区的影响也持续到了游牧人群占领时期，因此将大夏考证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是可以成立的。[6]王炳华从翻译的角度，认为张骞以古国“夏”之名指代其地，或许另有深意，即以这种方式引起汉武帝的注意。[7]从古籍中以“大秦”作为古罗马的称呼来看，这种观点或许有其合理之处，即以“夏”来指代西方文明古国希腊。张骞虽未曾踏足希腊本土，但所到之处却也是中亚希腊化王国的后继者，“夏”可能是指仍保留着的希腊文化成分。

　　张骞的考察报告在几种史籍中大体相同，尤以《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所载最为集中。[8]二者文本虽略有差异，但大致可将张骞描述的大夏文化特征归纳为三点：一是小城林立，这与斯特拉波所说的“千城之地”相合；二是城郭虽多而无大君长、但有都城；三是城中居民过着定居生活、人口众多，“兵弱畏战”、军事力量较差，但商业贸易、经济活动较为突出。从这些特点来看，张骞到达时见到的大夏主要表现出的是一种绿洲城郭文明的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居于费尔干纳盆地、同为定居文化的大宛“同俗”。这与塞人作为游牧人群的身份相去甚远。因而，即便大夏的确是由塞人建立的，塞人作为统治者在大夏社会中也只占少数，而张骞观察到的应是一般民众的、“与大宛同俗”的定居人群的社会生活状况。

　　确实，正如杨巨平所论，当张骞于公元前129~前128年抵达中亚时，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虽然已经不存在，但游牧人群在此地经营时日尚短，对本地文化影响应仍然较浅。《史记》称大月氏“臣畜大夏”、大夏又“无大君长”而有都城，由此推测，大月氏应是未直接统治大夏，而是与大夏上层精英合作，大夏通过向大月氏纳贡、赋税之类的形式称臣。这些推测与考古发现基本吻合。

　　大夏地区的城址考古始于法国人的工作。从1922年起，由富歇（Alfred Foucher）领衔的法国驻阿富汗考古队（简称DAFA）就致力于在巴克特里亚的中心城市巴克特拉（Bactra）进行考古发掘。[9]富歇是著名的艺术史学家，曾提出“犍陀罗艺术的希腊化起源”理论，在学术界影响巨大，他在巴克特拉的工作重心也在于寻找希腊化在东方留下的痕迹。遗憾的是，富歇没有如愿找到希腊艺术风格的材料，并认为虽然被西方征服者带到了巴克特里亚，但在游牧民族的征服之后已湮灭。[10]

　　直到20世纪60年代，阿伊·哈努姆的发现，才终于弥补了富歇的这一遗憾。当时的阿富汗国王在狩猎时发现了阿伊·哈努姆村民收集的希腊科林斯风格的石灰岩柱头，并以此为契机发现了这座坐落在科克洽（Kokcha）河与阿姆河汇流处的遗址。此后1964~1978年，伯尔纳德（Bernard）领导DAFA在该城址进行了连续多年的发掘，直到阿富汗战争才被迫中止。[11]从那以后，阿伊·哈努姆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对考古材料的整理，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九部考古报告。[12]考古材料显示，该城址具有明显的希腊式城市特征（图二），发现了体育馆、剧场、神庙等典型的希腊式公共建筑，出土了大量希腊建筑构件、希腊风格艺术品以及希腊语铭文、手稿遗迹等，从而明确地证明了希腊文明对中亚的深远影响。2005年以来，由多国学者共同推动的阿富汗珍宝全球巡回展览，将阿伊·哈努姆出土遗物作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使得人们对这座城址及其表现出来的希腊化特征已经十分熟悉，兹不赘述。[14]

　　阿伊·哈努姆是欧美学者在中亚开展城址考古活动最为深入的遗址之一，其研究整体上体现着典型的西方学者的学术旨趣。大体而言，近代欧美学者在东方开展学术考察、研究等活动，是西方国家在全球扩张势力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东方最初被认为是文化的边缘地带，需要被运用科学的方法编织到西方的学术体系之中。而希腊文明一向被西方学者视为欧洲文明的源头，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将希腊文化第一次传播到遥远的东方，无疑是近代西方的政治、文化扩张最好的历史依据，因而成为他们津津乐道、引以为傲的学术主题。DAFA的成立，正是当时的阿富汗政府推行的现代化战略中的一部分，期望借助西方的力量推动本国文化事业的进步。大夏地区的科学考古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起来。于是，不可避免的，当地早期的考古工作受到了西方学术取向的深刻影响。尽管富歇的工作一度受挫，但阿伊·哈努姆的发掘却极大提振了西方学者的信心。这一影响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当前欧美学者对中亚的历史研究中，最感兴趣的主题仍是“希腊化”[15]，西方主流出版物中关于巴克特里亚历史的表述，也仍是以亚历山大、希腊化为主线]

　　另一方面，总体上迄今为止对阿伊·哈努姆的研究，都是在历史学的框架下来解释考古材料，而非从考古材料自身出发理解历史。尽管法国考古学者针对考古材料揭示出的人与自然关系、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策略问题组织过较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总体上受到的关注仍比较少。[17]就阿伊·哈努姆遗址而言，这座城址的考古发掘持续了十余年，发掘报告也陆续出版。研究者对于这座城址的文化面貌——既有希腊化特征又表现出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已经建立了充分认识，但是对该城本身从始建到发展、衰落、废弃过程的认识却仍不清晰。法国著名中亚研究者格兰德·福斯曼（Gérard Fussman）曾在一篇评述文章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18]例如，由于该城址目前所见建筑和钱币铭文都不早于公元前3世纪，大多数学者认同该城是塞琉古王朝时期所建，并推断它是巴克特里亚地区东部一座十分重要的城市，甚至有可能是塞琉古一世之子安条克作为共治王管理帝国东部地区的驻跸地之一。之所以认为该城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原因之一是有研究者推测阿伊·哈努姆拥有自己的造币厂，这在希腊化时代是国王才拥有的特权。[19]这种观点一度流行，得到了包括发掘者伯尔纳德在内的许多学者的赞同，但后来又逐渐被否定，多数学者还是赞同传统观点，认为巴克特里亚的造币厂应设在中心城市巴克特拉。[20]然而，这些讨论的重点始终是围绕着古典文献的记载进行，而没有将考古材料作为讨论基础。尽管古典作家的记载未曾经历过类似汉文文献“古史辨”运动一般的质疑，但研究者对不同文献名称错讹、记载混乱的情况也有着清楚认识。因此，阿伊·哈努姆或巴克特拉二者中哪座城址在塞琉古王朝拥有造币权，在有明确证据出土之前，都只能停留在推测层面。至于研究者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献中记载的“阿姆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到底应与哪一座城址对应，或许也难以辨析清楚。而对阿伊·哈努姆城址本身发展演变脉络、兴废年代的讨论，无疑应该回归考古材料本身。对此，阿伊·哈努姆考古资料的整理者也曾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呼吁加强对考古材料本身的研究。[21]

　　根据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研究者将中亚地区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5世纪之间的考古文化大致分为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阿契美尼德时期、希腊化时期、贵霜时期等。城址是这些时期中亚考古文化面貌上十分突出的现象之一，东西方史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遗憾的是，对于张骞到达时期中亚的情况，学术界此前了解甚少，部分西方学者曾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至贵霜帝国建立之前这段时期称为“黑暗时代”。不过，张骞曾在中亚生活了一年左右时间，向汉武帝提供的种种关于中亚的情报都十分明确，其中包含很多细节信息，可信度较高。因此，学术界普遍认可汉文史籍中关于大月氏西迁、征服大夏等记载，很多学者主张中亚在希腊化时期和贵霜时期之间应该存在一个“月氏时期”，或称之为“过渡时期”。大月氏西迁就发生在张骞抵达中亚前不久，因此本文所关注的时段也大体相当于中亚的希腊化时期和月氏时期。

　　城址考古首先要解决的是年代问题。一座城址的使用周期包括兴建、使用、增补、废弃等多个阶段，很多城址废弃之后还会被再度使用。所以，城址的年代并非是一个笼统的范围，而是可能分为不同阶段，并且城址中不同构成要素的年代也会有所差别。因此，要辨认属于某个特定时期的城址，一是从构筑材料或建造方法等要素直接确认这一时期的城墙，二是在城址出土遗物中找到属于这一时期的器物，两种方法一般是互相补充、结合使用的。

　　中亚具有悠久的建城传统，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有在聚落外侧修筑围墙的做法。到了青铜时代，中亚已经初步形成了适应当地内陆、绿洲或沙漠边缘等环境的一整套修建设防聚落的规制，这类设防聚落已经具备了某些城市的功能，可称为“原始城市”。由于中亚干旱少雨，城墙不必太多考虑降雨的问题，因此采用土坯垒砌；为抵御强烈的风沙和日晒，城墙通常不开宽大的明窗，而是布设箭头形状的细长孔隙，也便于军事勘察射击之用。从青铜时代起，中亚这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建城方法与构筑材料就已基本固定下来，一直沿用到今天。因此，除少量的包含物、土坯尺寸等，城墙本身很难直接判断年代，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址也基本一致。

　　于是，判断中亚城址年代的主要手段就要依靠城址中的遗存，即考古学最常使用的——以出土陶器建立相对年代序列，并结合钱币确定绝对年代。同时，中亚地区不断有不同民族人群迁入移出，各文化自有建城传统，确定修筑城址的主体人群对于判断其年代也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亚的陶器制作也是自新石器时代以后就形成了自有的生产体系，从青铜时代到阿契美尼德时期，除雅兹一期（Yaz I）时各地普遍出现了彩绘陶器之外，大多数时间在器形、工艺等方面都十分稳定，造型简单，装饰十分朴素、几乎没有。到了希腊化时期之后，中亚才开始大量使用各种装饰技术，这无疑是希腊化文化的影响。月氏作为游牧人群虽然并不精通于陶器制作，但其到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陶器面貌的改变，这种改变也延续到了贵霜时期。近年来西北大学通过在中亚的调查和发掘，确认了西迁中亚的月氏人遗存，陶器亦是其考古学文化分析中必不可少的工具。[22]张骞到达时，中亚正处于从希腊化时期向月氏时期过渡的时期，因此希腊化晚期和月氏早期陶器是辨识这一时期城址最重要的工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考古学者对阿伊·哈努姆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连续发掘，基本建立起了陶器演变序列。另外，中亚发掘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遗址——粟特古城阿弗拉西亚卜（Afrasiab），其陶器演变序列也为认识大夏城址文化面貌提供了一定参照。

　　阿伊·哈努姆出土陶器最初被整理者里昂内特（B.Lyonnet）分为8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1~3期，陶器形态主要是阿契美尼德时期陶器的延续，同时也开始出现希腊式盘、罐、壶等器形；第二阶段为第4~6期，表现出与希腊、小亚地区高度的相似性；第三阶段为7~8期，是阿伊·哈努姆城址的最后使用时期，即公元前145年前后游牧人入侵之后的阶段，城址中出现了游牧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手制束颈罐、三足罐等。其中，第4期是陶器整体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阿契美尼德风格的陶器迅速消失，这一时期也是城址本身的主要建设与发展时期。

　　对城址绝对年代的判断主要是依据钱币资料，但由于钱币数量有限且很少出自未扰动的地层，研究者仅能够确定城址第二、三阶段转变的节点是公元前145年左右，但对其上限、下限都无法作出判断。对于其上限，里昂内特只是含糊其辞地提到可能早到亚历山大时期。[23]从发掘来看，阿伊·哈努姆的主要兴盛时期应始于塞琉古王朝。根据对中亚希腊化历史的整体研究状况和与阿弗拉西亚卜陶器序列的横向比较，里昂内特认为阿伊·哈努姆第1期出现希腊式陶器的年代应相当于安条克一世（公元前281~前261年在位）时期；又根据阿伊·哈努姆西南部房址（House）与雅典Agora出土陶器的比较，指出前者仅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初，这表明城址第二阶段出现希腊化器物，对应的历史事件应是公元前209~前207年安条克三世对巴克特里亚的军事行动。[24]

　　阿伊·哈努姆陶器演变的第三阶段与本文关注的张骞到达中亚的时期最为接近。“公元前145年”这一节点的确定，得益于钱币和铭文的研究。发掘者在阿伊·哈努姆宫殿宝物库发现了一件陶器器盖，上书墨书希腊文，内容与橄榄油的进口有关，并提到“第24年”的纪年。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个纪年属于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欧克拉提德一世（Eucratides I）。他在位时间很长，可能是统治阿伊·哈努姆的最后一位国王。根据古典作家查斯丁（Justinus）的记载，欧克拉提德一世和帕提亚的米特里达提一世（Mithridates I，公元前171~前132年在位）在位时间大致相同。欧克拉提德一世在公元前145年前后南征印度返回的途中被其子弑杀。阿伊·哈努姆出土的钱币中，最晚的就是他发行的。宝物库在其在位的第24年仍在使用，但随后很快就废弃。也就是说，阿伊·哈努姆的废弃与欧克拉提德一世的去世大体同时。[25]

　　学术界对于阿伊·哈努姆第三阶段延续时长的认识存在一定争议。勒纳（Lerner）认为，阿伊·哈努姆的最终废弃时间在公元前1世纪末，这与发掘者最初的判断相符。他根据中文文献记载推测，在第三阶段，该地区包括阿伊·哈努姆都落入大月氏的势力范围，大月氏通过对各城收取贡赋来维持秩序。然而，大月氏的控制未能长期稳定，不同分系（翕侯）之间的竞争导致社会政治危机、贸易网络崩溃，因此南下跨过阿姆河寻求新的财源，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政治、组织形态变革，最终在公元1世纪建立了贵霜。对于铭文“第24年”是否使用的是欧克拉提德一世纪年，勒纳也持有保留意见。[26]但是，阿伊·哈努姆的发掘者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却对第三阶段的持续时间提出了新见解，否定了最初提出的公元前1世纪废弃说。在最初整理陶器序列时，里昂内特曾对陶器的演变速率采用了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办法，即将塞琉古王朝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约200年的时间平均分到8期，每期约25年。这种平均分期无疑是不合理的，并且后来也被整理者本人放弃了。从陶器面貌来看，第7~8期的器物形态表现出强烈的延续性。里昂内特认为，这表明最后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非常短，最多几年。[27]考古发掘的主持人伯尔纳德在总结阿伊·哈努姆总体发掘情况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最后这个阶段只持续了五年。[28]由于这段时间城内居民的居住时间过短，他称其为“闯入者（squatters）”，只是暂时在此居住，与此前城内长期定居者的身份有所差别。[29]

　　里昂内特还对第三阶段出现的游牧文化陶器的性质进行了推定。结合对阿弗拉西亚卜出土陶器的分析，她认为高足杯（stemmed beaker）可能是塞人制造的，而三足罐（tripod pots）则可能属于月氏人（图三）。[30]根据近年来梁云等学者对中亚墓葬的研究，高足杯、三足罐、束颈罐等确实是“北巴克特里亚的月氏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束颈罐也见于康居人墓葬。[31]这些陶器在阿伊·哈努姆第三阶段出现，证实了中文文献中关于大月氏西迁的记载。

　　阿伊·哈努姆平面呈三角形，长1.8公里、宽1.6公里，整体面积近1.5平方公里，有城墙环绕，背山面河，十分险固，并非一次性建成。整座城址可分为三个部分：城堡、上城和下城。城堡位于东南角，发现有阿契美尼德风格的建筑遗迹和第1期陶片，属于阿伊·哈努姆最早修建的部分。这里可能曾在亚历山大时期作为一个小戍堡被使用，但规模非常有限。[33]上城地势较平，城内经过发掘的遗迹不多，仅南部有一处露天平台，可能是伊朗系宗教的礼拜场所；另外还有10余处房址。下城的发掘较为彻底，已探明一条横贯南北的中央大道，大道以西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住宅区、宫殿区、神庙、陵墓、英雄祠、体育馆等，大道以东还发现了武器库和一座半圆形剧场。墓地在城外的东北部，旁边有葡萄园。中央大道正对着北城门，北城门外还发现了住宅区和另一处神庙。

　　如前所述，根据陶器序列，阿伊·哈努姆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在考古地层上，第二、三阶段的分界十分清楚：第二阶段是城址的主要建设和兴盛阶段，城内外各类建筑遗迹基本修筑于这一阶段；到了第三阶段，大多数建筑被改建、重建，原来的格局、功能都被极大改变。显然，正如陶器序列所显示的，在这一阶段，城内生活着的是与第二阶段不同的另一支人群。如果说第二阶段阿伊·哈努姆是处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治下，城内居民与希腊化世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仍生活在希腊化文化的氛围中的话，那么这些居民在第三阶段很可能离开了这座城市。城市被新的外来人群占据，他们对第二阶段居民留下的各种建筑遗迹进行了重新开发利用，利用方式及其表现出来的社会组织状况明显区别于前一时期。在阿伊·哈努姆现已发掘的地点中，很多都可以见到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主要集中在下城，即第二阶段大型建筑和公共设施集中之处，它们在第三阶段丧失了原有的功能，成为了后来人群的生活场所。

　　下城最显赫的建筑群无疑是宫殿区（图二）。宫殿区位于城址中部，主入口直接开在主街上，有规模宏伟的山门（Propylaea）。山门后的通道先向西，后折向南，通到宫殿区北部的庭院。庭院四边均有立柱，南侧连接着多组房间，这些房间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可能包括办公室、会议室、卧室、浴室、宝库、图书馆等，应该是国王或当地总督的官邸。宫殿区以北、主入口以西通道的南北两侧各有一处陵墓，南侧为阿伊·哈努姆的创建者基奈阿斯（Kineas）的英雄祠（Heroon），北侧陵墓（Mausoleum）则属于一个统治阶层的家族。按照希腊城市的惯例，城中居民死后一般葬在城外，仅有城市的建立者或赞助者是例外。因此，毫无疑问，在第二阶段，宫殿与两座陵墓所在的区域，应是城中最为重要且不容侵犯的区域。

　　到了第三阶段，这个区域却被平民占据，成为了手工业活动和生活起居空间。宫殿本身被废弃，变为一个原材料产地，人们不再将其看作显贵之地，而只是从中切割石材、掠取金属等材料。发掘时的情景表明，希腊式建筑石材被大量拆除，无论是山门、庭院、列柱大厅还是宫殿生活区所用石材，几乎不见保存完整的立柱、门廊或其他建筑结构（图四）。甚至连陵墓的穹顶、立柱、石棺也遭到了洗劫。体育馆和城外私人住宅等其他地方的石材也被破坏或运走。除了石材，陶瓦、烧砖等建材，陶器等日用品和金属、玻璃、宝石等贵重物品，也被拆除、收集、集中存放，以备后续使用。宝库原本就是放置珍稀物品之处，这一时期其他地点的金属物品也被运到这里集中起来。[35]

　　有研究者曾认为，宫殿区及周边区域是被蓄意放火而导致了建筑倒塌。不过，大量石材被推倒、切割、粉碎，堆积在一起，由这一现象来看，不论最初是否是由于战争放火，后来这一区域是被系统性地破坏和重新利用。体育馆西北部发现了一个窑，可能是用来将石材烧成石灰。[36]金属材料则被回收重铸，体育馆、宫殿区等多处地点发现了小型金属加工作坊，发现了熔炉、通风管、铸锭等器物。

　　从事这些手工业活动的工人也生活居住在附近，以便就地工作。如宫殿多柱厅西部房间（20号房间）出土了熔炉，[37]应是被改造成金属加工作坊，而其东侧的长条形走廊就是工人的生活起居处，发现了生活用灶。[38]英雄祠和宫殿庭院北门的区域也成为一片集中生活区，英雄祠内室被改造成居室，并向南延伸，新建了20多间房间。[39]这些房间各有不同功能，包括浴室、厨房等。[40]体育馆的外侧走廊被改造重新划分，成为生产、生活一体的空间。北侧廊3号房间发现有熔炉以及青铜像碎片、钉子、铁牌等物品，[41]7、11号房间也发现有生产火炉，这几个房间应是金属加工区。而毗邻的房间则被用作生活空间。体育馆正门被改成12、23、17三个房间组成的生活套房，东侧中部的8a、8b、9号房间是另一组套房。[42]

　　城内其他公共建筑也经历了类似的被破坏、重新利用、改建等变化，原来的功能几乎都被废弃，成为新来人群的生活区和作坊区。下城南部的贵族住宅和城外北部的居址也被改造成为更适合后来者生活居住的结构。[43]值得一提的是主街东侧偏北的剧院。发掘者在剧场前部表演区和观众席第一层台阶处发现了大量散乱的骨骼，主要是长骨和颅骨，以颅骨计算数量，有一百多具骨架（图五）。这些骨骼叠压在第二阶段地层之上，没有明显的墓坑，上覆一层薄薄的泥土和碎石块。发掘者对这一现象给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中亚本地的天葬习俗遗迹；二是被入侵者屠杀的本地人的骨骼。从发掘者公布的现场照片来看，骨骼大多非完整个体，显然是二次葬；但骨殖腐朽的程度较为均匀，似乎是在短时间内堆积到一起，并非长期天葬弃置而成。兼之天葬在中亚的习见做法是将尸体放置在较高处的天葬台让鸟兽啄食，待尸肉尽去后，还需再将骸骨收入纳骨器盛敛。因此，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解释的可能性，即此地曾发生外来者入侵事件，造成了大量骸骨。不过，这些乱葬骨骼之上又叠压了新的居址，旁边还有同时期的陶窑，居址可能就是窑工的居处。为城市供水的渠道从剧院穿过，在第二阶段后期堵塞，到第三阶段又在旁边挖通了新的渠道。[45]

　　发掘者认为，阿伊·哈努姆在第三阶段经历了两批外来人群。在地层上，很多建筑都能明显区分出两次被重新占领、改造、利用的痕迹：第一次是直接对第二阶段建筑的改建，第二次则是在第二阶段地层上堆积了一层新地层之后，又对建筑再次改建。在体育馆中就能明显看到这两次改建，第一次改建后，人们在此居住，留下遗迹，形成地层，之后离开。第二批改建者来到后，又在其废墟上再次生活。在宫殿山门处，第三阶段开始时先开挖了一条供水渠道，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渠道堵塞，后来者在渠道底部又修建了两个灶。[46]因此，两批外来者应该不是同一人群。剧院处的居址叠压在人骨之上的现象，也符合这一观点。

　　整个城址发现的乱葬骨骼现象，仅有剧院一处。城址很多地点确实可以看到可能发生过火烧，但并非有大规模恶意毁坏、墙倒屋塌的现象。因此，目前学术界认为第二、三阶段的转换是平稳过渡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居民并未对外来入侵的游牧人群进行强烈抵抗，而是放弃了这座城市，离开去往别处。这与陶器形态上表现出的连续性相一致。

　　不过，我们认为，仅从陶器形态变化不大这一点上，并不能得出第三阶段仅持续很短几年的结论。在城内有些地点，两次改建之间的地层厚达50~70厘米，有些地点发现水渠使用堵塞后又在旁边新开了渠道，英雄祠以南的新建住宅也有改开门的现象，[47]这些都表明第三阶段应该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阶段，位于主街中部以西的主神庙也被外来人群利用，并且可能注入了新的宗教内涵。这座神庙正立面装饰有凹龛，被称为“凹龛神庙（Temple with indented niches）”，坐在三层高台上，内室中供奉着主神像，可能是宙斯或一位融合了希腊与东方元素的神祇。神庙三面均有建筑环绕形成庭院，可能是神职人员的生活区。庭院正门开在东侧中部，通向主街，门内不远设有一处祭坛（Altar），庭院东侧建筑还有一处小殿堂（Chapel）。到了第三阶段，与其他城内公共建筑一样，神庙所在区域也被后来者占据、改建，出土了大型储存罐和大量磨石，成为生产、生活区。[48]不过，神庙本身和东侧的小殿堂却被保留了下来，发掘者认为这表明后来人群可能继续使用这座神庙作为宗教场所。他们修缮了神庙的外墙（图六），但拆除了内室的主神像和庭院门内的祭坛，应是用自己的崇拜形式取代了原有的供奉神像。小殿堂内原本也供奉着神像，[50]在第三阶段被拆除，代之以灶。这些现象表现出反对偶像、崇拜火的倾向，可能与伊朗宗教中的一些派别有关，应是大夏本地的宗教传统。

　　可以确定的是，第三阶段在阿伊·哈努姆生活的人群应是普通平民，区别于第二阶段的精英阶层。无论是第二还是第三阶段，整个城址的居民人口数量都不大。下城的北部几乎没有任何建筑，南部住宅区的房屋总数量不到50间。宫殿区以及各种宏伟的公共性建筑，其目的在于彰显权力，表明这是一个政治、行政管理中心，但并不意味着城内存在很多居民。主街东侧的半圆形剧场虽然能容纳三四千人，但这可能是供整个地区的希腊人观剧之用，远超城内居民所需。[51]里昂内特对陶器的分析显示，第一阶段陶器基本没有任何装饰，器形简单、变化不大，说明人口规模小、活动形式单一，由此她认为，城内的早期居民大多是士兵；第二阶段出现了地中海地区进口的陶器，应是与安条克三世的军事行动有关。[52]换句话说，阿伊·哈努姆是作为一处军事要塞发展起来的，虽然也营建了英雄祠、宫殿等公共性建筑，但其主要的军事政治性质在前两个阶段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城市生活始终不够发达。到了第三阶段，阿伊·哈努姆真正成为一处居住场所，但城址的使用主体是普通平民，而他们对城址的利用方式是将其作为原材料、物资的攫取来源，缺乏组织，也没有建设城市的任何意图和规划。这些普通平民中，除了外来者，无疑也包含不少本地人。

　　如前所述，部分历史学家调和东西方文献后提出，大夏地区在公元前2世纪可能经历了两次游牧人群入侵，第一次来自塞人，第二次来自大月氏，这似乎与考古材料中第三阶段表现出两批人群在此活动的现象相符。不过，在更明确的证据出现之前，我们对于将考古现象与文献记载简单套合的做法仍需谨慎。相较而言，汉文文献包含的细节更丰富，解释考古材料的说服力也更强。

　　根据汉文文献的记载，大月氏应是通过赋税的方式统治大夏，大夏本地居民维持着与当地绿洲城郭相适应的定居生活。阿伊·哈努姆第三阶段表现出来的，应是本地土著与西迁后的普通大月氏平民这一组合人群的一般生活状态。神庙第三阶段表现出来的宗教内涵，显然说明本地宗教传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恢复。这与贵霜时期统治者继续支持本地传统宗教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贵霜在苏尔赫·科塔尔（Surkh Kotal）为琐罗亚斯德教修建了皇家神庙，发行的钱币上也印有大量伊朗系神祇，这正是从月氏时期对本地宗教的恢复延续而来的。发掘者曾在阿伊·哈努姆上城发掘出五座前贵霜时期的墓葬，出土有高足杯等器物，这也支持了月氏与贵霜的延续关系。[53]

　　汉文文献对于大月氏和大夏都城的记载也是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之一。《史记》称大夏都城在“蓝市城”，《汉书》说大月氏治“监氏城”，二者是否为一处、位于何处，研究者各执一词，未能取得共识。阿伊·哈努姆显然既不是蓝市城、也非监氏城，但从城中第三阶段石材、砖瓦等被系统性切割、集中，同时又并未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情况来推测，这些建筑材料很可能从这座废弃的城址中被搬运走，用去建设新城。城内发现有多处日用品集中的现象，如体育馆堆积了几百件陶器，有些还被修复过，远远超过了在那里居住的人们生活所需。这些器物可能也是被集中起来等待运去新定居点。[54]宝库中也有些从城中住宅等地收集而来的物品，或许也是同样的情况。[55]苏联考古学者在距离阿伊·哈努姆40公里的塔吉克斯坦克孜尔苏山谷中曾调查过一处名为Sakasanokhur的遗址，那里发现了与阿伊·哈努姆宫殿布局十分相似的大型建筑，出土过石质建材，有些科林斯柱的尺寸与大小与阿伊·哈努姆十分接近，很可能出自这座城址。调查者根据城内采集的钱币等材料判断其年代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3世纪之间，与阿伊·哈努姆第三阶段、张骞到访中亚的时代相仿。[56]遗憾的是，我们对这座城址的信息所知太少，情况仍不明了。如果能够开展进一步的考古工作的话，这里可能会成为推动我们对这一时期认识的一个突破口。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团队培育计划“中亚早期城址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XNQ021）项目成果]

　　[3]曾有学者提出，张骞所称“妫水”可能指代的不是阿姆河，而是瓦赫什河，后者在诸多支流中径流量较大，且 Wakhsh 的发音与 Oxus 十分相似，但这种说法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巴克特里亚的地理范围问题承蒙庞骁霄博士指点，在此谨致谢忱!

　　[4]杨巨平：《碰撞与交融：希腊化时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31~144页｡

　　[7]王炳华：《“吐火罗”译称“大夏”辨析》，《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第109~113页｡

　　[8]〔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3164页；〔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1页｡

　　[9]“巴克特拉（Bactra）”是这座城市历史上的名称，研究者一般用它来区别今天的“巴尔赫（Balkh）”城市｡

　　[12]从1973年到2013年，DAFA 先后出版了九部阿伊·哈努姆系列考古报告，分门别类对城址内外建筑遗迹和出土遗物进行了刊布｡限于篇幅，此处无法一一罗列｡

　　[13]图片出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编：《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16页｡

　　[22]梁云，李伟为，韩烁：《论北巴克特里亚的月氏文化》，《考古》2021年第9 期，第95~108页｡

　　[31]梁云，李伟为，韩烁：《论北巴克特里亚的月氏文化》，《考古》2021年第9 期，第95~108页；梁云：《康居文化刍论》，《文物》2018年第7 期，第71~80页｡

　　作者：陈晓露（中国人民大学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工程” 协同攻关创新平台）